郝青松︱艺术与人性的当代底线

我们的古老的文化需要更新和转型，对人性的认识也将不同以往。

刘学波底线漫画

艺术与人性的当代底线

郝青松︱艺术与人性的当代底线-抄袭的艺术

古人论画，常以人品为要。如清人松年的《颐园论画》有言：“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唾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吾辈学画，第一先讲人品。”故论画先要论人，而论人的标准则归于社会性的伦理评判，文人画在很大意义上听论于儒家宗法信条。即便山水以形媚道，花鸟托物言志，但总不会远离人格的写照和儒家的社会观照。所以沈周绘《庐山高》以庐山崇高博大而赞誉老师陈宽，为其七十岁生日祝寿。而苏轼以《枯木怪石图》之“怪怪奇奇无端”，吐其胸中盘郁。反之，若人格有非议，即便艺术再有才华，也有可能因人废书废画。宋代蔡京之书法宗法二王，字势豪健，沉着痛快，“遂自成法，为海内所宗焉”。但因其人奸诈，书法也为后人所恶。人称“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端明，乃官至端明殿学士的蔡襄，因此递补入了大家行列。

苏轼枯木竹石图卷紙本水墨 26.5×50.5 公分日本私人藏

历史是为历史的叙事，就艺术家的品德来说，每个时代都可能用不同的价值原则来做出不同评判，从而影响对艺术价值的判断。赵孟頫的书画在蒙元时代声誉冠世，“为国朝第一”，但从儒家道德观来看，他作为宋宗皇裔出仕元朝，犯了民族大义上的原则性错误。一俟明清，赵孟頫立交厄运，其仕元的历史行为被复苏的儒家法庭横加审判，连带到他的“奴书”、“奴画”。张庚指责赵孟頫“大节不惜，故书画皆妩媚而带俗气”。傅山称他极不喜欢赵孟頫，“薄其人遂恶其书，……熟媚绰约，是贱态”。即便如此，画品与人品之间也并非完全吻合的关系。潘天寿曾言：“品格高、思想奇，画无有不气韵。然画有气韵，不一定其人品高、思想好、学问优也。”

蔡京与赵孟頫都因人格而损及艺品，但二者之人格评判内在差异极大。蔡京是人性本质的问题，历千年而无可更易。赵孟頫则是受限于社会历史的时代审视，而今民族和国家的界域迥然不同于蒙元和明清，原有的污点被大大地冲淡和稀释了。赵孟頫在艺术上的历史地位逐渐被恢复原貌。

傅抱石江山如此多娇

抚昔思今，现当代艺术和艺术家依然无法逃脱时代语境的辖制，如帅好先生在《大饥荒时代的山水画家》文中所言，傅抱石《江山如此多娇》和李可染《万山红遍》都应被历史重新书写。即便他们当时并无主观漠视饥民的故意，但作品主题与时代危机之间的紧张也是绝对不可回避的，艺术家需要为自己的非正义艺术创作付出历史声誉的代价。这就是历史学的价值所在，历史谬误正是在这样的事实与价值清理中趋向历史真相和绝对真理。但是，如蔡京一样的人性本质问题——人性原罪，就不是历史叙事能规避或拯救的了。

问题在于，后来者不但没有在人性的原罪上悔改，也没有正视自己的时代，在必要的时候洁身自好、分别为圣。新的时代语境又会被新的投机者所利用，不断制造出新的丑闻，为时代之恶佐证。

范曾十二生肖图之一

时有范氏艺术家，暴得大名，以书画名世，价格排在在世艺术家前列。忽有一日，媒体爆出该艺术家如工厂流水线一般生产的图片证据，后续惹出名誉侵权的官司。虽然范氏胜诉，但声誉一度低落，画价也屡被赶超。但他在雅贿界的名声一直不倒，声名远播。也许和他画的内容雅俗共赏有关。

范式所画，多为充满国学色彩的历史故事画，易懂可述，基本没有观看和解释障碍，对于广大的美盲来说极有亲和力，有效满足了大众与达官贵人共有的审美和评判欲望。五四运动乃至20世纪后半期以来，传统文化一路没落下去。古今之变是必然的趋势，但激进主义的革命刨了祖坟的根。近些年传统文化的呼声又重新高涨，国学热在大学和民间都得到很大推动，事实上成为了国学鸡汤。范式出身名门，早年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颇有过目不忘的诵记本领。于是就有了全文背诵《离骚》的电视表演，和万千国人的叹服与惊呼。但细想一下，这等功夫也只是旧时孩童必备的蒙学记诵。只不过传统文化荒芜太久，竟引得无数国人竞折腰。

范式的艺术，可以看作是文学故事的插图，却断不是特别的艺术创造之作。形象和构图都囿于固定的程式，千篇一律，最多挪动一下人物各自的位置和组合关系罢了。即便是塑造形体的线条，用笔也极其程式化，一笔一顿，熟练至极。流水线上生产的作品，当然没有生动与意味可言，更无时代关怀和人格观照。然而，范氏作品却如金枪不倒，在艺术市场上屡屡令世人瞠目。2016年底的迎新画展上，范氏以每平尺60万元的单价售出全部171幅作品，计3亿元。

前文所述，作品艺术价值和人格之间常会有所出入。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但长远来看，市场价值会逐渐趋近于艺术价值。可在范氏这里，人格、艺术、市场之间出现了极其悖谬的矛盾和冲突。

范氏私人品性暂且不论，其社会投机本领却是有目共睹的，从其上世纪90年代的《辞国声明》和《归国声明》中的巨大差异即可看出。汶川地震捐款时一千万现金倾泻而下的电视表演又被他好好利用了一把。以范氏作品的市场价格，公众有理由期许他的人格和艺术都是一流的品质。但显然出入很大。可是为什么市场会为差异如此之大的人格和艺术买单呢？又是哪些人注入巨额资金在这些艺术废墟中？

也许是真的不知道范式作品的真正艺术价值情况，也许是出于艺术投资与投机的策略而装糊涂。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参与并推波助澜这样的明显背离艺术价值的行为是有罪的。中西之间对人性认识的基本差异就在于此，中国人和传统文化没有人性原罪的意识。擅长国学鸡汤表演的范氏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罪，以范氏作品投机炒作的生意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罪，崇拜景仰范氏的大众看客们同样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罪。没有罪的意识就没有约，就会无法无天，突破人伦、艺术和市场规则的底线。

古今之变的激流之中，传统儒释道思想无力承担建构民族和国家现代形态的使命，范氏以国学鸡汤所作的批量产品也不会有艺术价值。我们的古老的文化需要更新和转型，对人性的认识也将不同以往。不仅需要更新知识结构，而且要更新世界观，从而才会反思既有的人格缺陷和塑造健康的人性，艺术价值也将全新建构，正常有序的艺术市场将由此逐步建立起来。否则，人性、艺术和市场的无底线异化只能通向废墟与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