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 l 陈履生：从模仿到抄袭的个案说明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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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1989年，叶帅在访谈中说了下面这段话：“我常常像候鸟般迁徙于几个城市的生活，弄得我居无定所，四分五裂，我作画和搞作品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的作画方式和工作习惯乃至作画工具、材料都很‘业余’，在‘画家’这个职业中，我的选择也日趋边缘。近几年，我的兴趣也是零零星星，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幻觉：我在丝绸上罗致和堆砌的这些碎片式的图像和日常之物，举手一挥，便满地鸡毛飞扬而去，仿佛一切都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些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的东西，实在是生活的不堪和无奈。”——这可以说是这一代艺术家的写照。这一批艺术家有着特殊的生活背景和社会背景，早年的淳朴以及对艺术的真挚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不满于几十年如一日的约定俗成的艺术方式，他们希望用新的艺术来颠覆过去，并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他们中的一批不安分的青年艺术家不约而同的北漂到了北京。时至今日，当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当代艺术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但回首过去，他们在艺术上的反叛精神仍然是值得尊敬的。

如果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推10年到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星星美展”，出现了聚集在圆明园的一批被称为“盲流”的艺术家群体，他们几经辗转，从不被理解、不被认同，到后来的声势壮大，昂首阔步，趾高气扬，尤其是在市场的支撑下的威势，虽然没有成为主流，却入了一个让人们刮目相看的特别的次主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特别的艺术现象。近年来，借助于国际艺术界以及在国内外商业上的成功，中国的当代艺术红了半边天，主流忙着招安，而那些体制外的艺术家也通过各种渠道跻身到体制内，一时间，不是一般性的分庭抗礼，而是借助于国际化的气势获得了特别的身份，这又恰恰吻合了“走出去”的大潮，所以，风云际会中是一种生逢其时的契机。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春节刚过，红色的喜庆依然荡漾着新春的气息，可是，平地一声惊雷，2月24日，比利时画家西尔万（Christian Silvain）通过媒体发声，指控中国艺术家叶帅抄袭其画作。实际上西尔万早在1996年就看到了叶帅抄袭自己的作品在展出中。后来，“在伦敦一家画廊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上看到了我的作品，这次的画自然也不是我的——又是叶帅。我的基金会叫停了这两次展览。”再后来，“我的基金会发现抄袭画作被挂在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于是迅速联系了拍卖行，他们也承诺会对作品进行调查，但直到2018年，这批作品依然在拍卖状态。”直到西尔万看到叶帅的作品在欧洲拍了60万欧元，是自己的100倍，这下他在忍了20多年之后，忍无可忍，再也不忍了。他通过媒体发声而让大家猝不及防，目瞪口呆。可以说这是40年来与国际艺术界关联而在国内引起广泛而高度关注的最为特别的艺术事件，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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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Christian Silvain）

到目前为止，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的性质基本上都清楚，尽管还存在着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和主流的看法是一致的。抄袭就是抄袭，因为就绘画和当代艺术的一般认知，以及人们对艺术创造的认同，尤其是图像比较的直接性，一般性的鉴别都比较容易。所以，就这一事件的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只会增加笑话中的笑话。目前，当代艺术界中的艺术家、曾经评论过叶帅的评论家、收藏过叶帅作品的收藏家，纷纷表态这是一起严重影响到中国当代艺术形象的抄袭事件。3月7日，在时隔十余天之后，四川美术学院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发表声明，“对学术不端等师德问题坚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属于该院的叶帅教授“涉嫌抄袭”，表示“依规依纪开展核查工作”。而此前，主流媒体以及网上已经是铺天盖地，深度发酵。相比较去年四月的红点奖抄袭事件，西安美院在四天之内迅速表态并作出辞退抄袭者的决定，本次的被动确实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一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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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楼塌了，眼看着城中失火不仅仅是殃及池鱼，而是殃及了整个城池。如果从坏事变好事的角度来看，据此来反省中国当代艺术至少在30年内的发展过程，应该也是一个由外而促成的契机。30年前，当原本属于“盲流”的艺术家堂而皇之的进入到中国美术馆这一国家殿堂，当美术馆中响起了至今还在人们耳畔的枪声，那时候的人们就质疑对西方的模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对主流价值观和美的颠覆。可是，当时的那圈子中没有人愿意承认这是模仿，鼓动的评论家也用各种方式来辩解，但都忌讳所“模仿”。在“重要的不是艺术”这一口号下，虽然，人们普遍的想获得重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而在“观念”的掩护下，包括极端的行为艺术一时也是令人瞠目结舌。当祭起了“后现代主义”的大旗，好像与艺术相关或不相关的所有的不辨、不识、不解都可以囊入其中，也可以作为不解之解。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模仿作为学习西方当代艺术的开始，如果走过这个过程而建立起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体系，从而堂堂正正的行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成为一种外向型的艺术。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模仿却走向了抄袭这一窘境，又暴露了知识和道德的缺陷，还捅破了与商业联手的那层窗户纸。应该说，这原本是关于一位艺术家的问题，是个案，却把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都扯了进去。显然，这一个案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也反映了30年来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下极度市场化、被商业绑架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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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的作品，1990 右：叶帅的作品，1994

当代艺术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历史表现在巴黎的卢浮宫、奥赛、蓬皮杜这三大博物馆之中，而在巴黎又表现在德拉克罗瓦、罗丹、莫奈、毕加索等具有个案性的艺术家的博物馆中。而打破这一秩序的是杜尚把小便池搬到了展厅，并且进入到各种记载这一历史的著作之中。而战后美国艺术的新的发展，直到波普等后现代艺术的兴起，又造就了一道新的艺术景观。从根本上看，其艺术发展是内部的自觉和逻辑它和西方社会的发展相吻合，并逐步建立起了相应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商业的运作方式，包括艺术伦理，并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在中国这30年来的当代艺术的发展，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发展基础和历史过程，所反映的是顿变的突如其来，因此，学术上缺少支撑，艺术上只能是模仿。相似的只是指向过去的颠覆。从上个世纪80年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大概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从“现代”到“当代”的百年的发展过程，这正如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一样，通过模仿，迅速的学习，快速的提升。可是，艺术和科技以及制造不同的是，不像科技那样缺少核心的技术，而这个核心的技术是金字塔尖上的高端。而建立在西方制定的标准之中的中国当代艺术，所缺的是金字塔的基础。没有基础就不可能有金字塔的塔尖。所以，只能在西方的规则中寻找发展的方向，并需要西方的认同。因此，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积极参加国外的各种双年展，寻求接纳，并积极表现，同时，通过商业代理人而介入到市场之中，通过擅长的与艺术无关的市场手段而获得一定的身份地位。因此，出现抄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抄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商业对于艺术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话语模式，同样受到西方的严重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的话语转化是在翻译的导引下，出现了中国式的创造——看不懂、弄不清即“高深”。因此，皇帝的新装层出不穷，并乐此不疲。文字的晦涩与游戏，理论的缠绕与含混，使得这种自成一体的批评成了今天混淆模仿与抄袭的一种手段。无疑，理论和批评的推波助澜，使得一些模仿西方的当代艺术家迷失了方向，弄假成真。

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最近在一篇具有针对性的文章中说：“在过去的古希腊和罗马，‘抄袭’行为并非不可饶恕，模仿、借鉴前人的画作是可行的。然而，要想使自己模仿而来的作品登上艺术的大雅之堂，作品本身必须经过再创作和再加工，即我曾在采访中曾提到的——‘为艺术增值’。”

这非常简单的说明了模仿与抄袭的区别，而作为艺术家连这最基本的区别都不清楚，作为与艺术关联的批评家、策展人、画商连这个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则可充分说明当代艺术发展在中国的问题是当代艺术基础的缺失和浅薄。

文章来源：2019年3月20 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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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

陈履生：“挪用”的底线——与陆蓉Z商榷

文／陈履生

抄袭 l 陈履生：从模仿到抄袭的个案说明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中国的问题

叶帅《鸟》布面油画2008年

人们常说“帮忙不添乱”，真朋友一定是“帮忙不添乱”；帮忙要帮到点子上，否则，就会添乱。帮忙如果添乱，那个“乱”可能就不是一般的“乱”。

网上流传的栗宪庭在最近的事后言论中说：“我一生的短板和最大弱点是过不了人情关”，我想，难过人情关的不仅是老栗，我也是，我也常常暴露出这一弱点。但是，最难过这一关的可能要算萌奶奶陆蓉X女士了。在事发之后，她不断在朋友圈中发表她为之洗白的言论。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多次单独微信给我，让我了解了她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也知道了她的人情。可是，她的有些理论我则不敢苟同。而她在5号发出的关于“挪用”的辩辞，更是难以接受；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因此，提出来与之商榷。

请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言论

↓

【叶帅抄袭。栗宪庭道歉？】

【人物：“叶帅”事件，“Curator”陆蓉之有话说！】

后现代主义中的“挪用”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萌奶奶在言论之后，特别附了《后现代主义中的“挪用”》，并强调：“我建议不懂的人，可以参考一下。”我作为“不懂的人”，特别学习了这篇文字。署名的作者是“东方艺术▪大家”，最初可能发表在“艺术国际”之上。读完之后，第一感觉是后现代主义中的“挪用”和本次事件没有关系，萌奶奶有转移视线的嫌疑。不管怎么说，她的立意是清楚的，就是这一事件的本质归之于后现代主义的“挪用”。而在萌奶奶看来，“挪用了一位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及其作品中的一些元素，在后现代主义创作里，是后现代与现代主义对立的主旋律，案例多到不胜枚举。”但是，萌奶奶的一句“不胜枚举”晃过，没有说出历史上或现在有如此“挪用”的具体事例，哪怕是有一二，也能说明问题。看来萌奶奶确实难过人情关。

关于“挪用”，不管在哪一行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则；而艺术，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对于“挪用”都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否则，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否则，也就没有了“挪用”与“模仿”“借鉴”“抄袭”“剽窃”的差别。艺术中“挪用”的底线，就是不能改变创作的本质。所谓“挪用”，可以理解为挪作他用，重要的有“他用”。这之中，一是出现了不同于被挪主体的“他”，二是另有“用”。这个“用”是“运用”，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就是进行属于自己的创作，而不是把“挪用”转变为整体的拷贝。

如果杜尚把他的那个小便池从别人家拿来安在自家的洗手间中，那叫“挪用”。如果，杜尚是从商店里买来，或者从其它地方拿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放到了展厅，这是后现代主义中拿来之后的一种观念创作（但这在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而安迪·沃霍尔“挪用”了一些现成的形象和物象，并用他的语言和方法创作了属于他自己的又被业界认同的作品，这种经由“挪用”以后的创作，并不是拿甲机器上的一个螺丝挪用到乙机器上，也不是把属于甲的旧机器上的螺丝挪用到与甲同类型的新机器之上。因此，“挪用”作为一个动词，“挪用”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方法，只是，创作中的一个过程，不表现为创作的最终结果。如果“挪用”一棵树、一个红叉、一只乌鸦等等，那不为过；关键是基本的观念、构成、形式、语言等等都表现出了像拷贝一样的相似性，那就不是“挪用”的一般意义。这如同照哈哈镜，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变形，但镜中的形象还是自己。总不能说因为变了形那就不是自己吧！

“挪用”的限度，一方面表现出对被挪用者的尊敬，如事主那样的“影响至深”；另一方面则必须表现出对被挪用者的尊重。尊重必然表现为“挪用的适度“。尊重别人的创作成果，这是属于知识产权的约定俗成。就本事件而言，退一万步说，也不是萌奶奶让我学习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挪用”——“人们已经将‘挪用’固化为‘反叛、讽刺’的态度。”因为，事主的“挪用”看不出任何的“反叛、讽刺”。这一事件如果发生在当初，事主就明确是“挪用”比利时画家的作品，而表现出“反叛、讽刺”，并告知那些为他写评论的评论家，那可能不是今天的状况。问题是，那位比利时画家名不见经传，即使“反叛、讽刺”了，也难以引起共鸣。因此，“挪用”往往发生在名家名作之上，发生在能够引起大家关注的共同点之上。另一方面，中国的很多艺术家“挪用”了民间艺术中的一些符号，包括吕胜中当年成名的“抓髻娃娃”，没有人认为他的”挪用“有问题，相反，都认为他是极好的借鉴、利用了民间美术的资源。

看来，关于“挪用”的概念以及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使用，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中“挪用”问题的认识，我与萌奶奶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之中，我与她的不同是因为我没有“人情关”，而萌奶奶还是过不了“人情关”。

另有不解的是，萌奶奶面对如今的不堪，却鼓励事主“你要维护你的发表自由，你的艺术表达是你的权益，与他人无关！”——这有点太感情用事了。你过度“挪用”了别人，甚至像窃取一样，却说“与他人无关”。对于艺术家来说，确实有“发表自由”和艺术表达的“权益”，可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自由”“权益”与“挪用”是有限度的，这应该是基本的道理。如果某贼偷了萌奶奶家的东西，抓住了小偷，小偷却振振有词的说“这是我的自由”——萌奶奶该如何？或许您大量，如同您给事主的支招，“如果有后生晚辈挪用了你的绘画内容或风格，鼓励他们，指导他们，要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样的逻辑关系运用到具体的本次事件上，好像不太合适。允许了别人的“挪用”，就可以抵消自己的过度以及剽窃般的“挪用”；允许了别人的剽窃，就可以抵消自己的剽窃？这样的逻辑关系是不成立的。

关于“道歉”，如果错了，“道歉”是必须的。“道歉”不丢脸，反之，死扛则丢人。萌奶奶说“你成功了，就不能屈膝倒下！绝对不能！”这世上人无完人，成功人士也有错的时候，也有错的地方，为何就不能“道歉”？错了而道歉是君子的品格，绝不是萌奶奶所说的“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文人风骨”。现在老栗说要“道歉”，萌奶奶让死扛，这让事主该如何？萌奶奶让死扛并搬出了不知从哪里来的“文人风骨”，确实有点帮忙添乱了。相形之下，老栗有“文人风骨”。

最后抄袭菌给我你来张图

重要的不是跪了

是他身后的三幅大画